消失的“人下人”：AI大跃进撕裂阶级，加密财富与通缩阴影下的两极世界

消失的“人下人”：AI大跃进撕裂阶级，加密财富与通缩阴影下的两极世界

旧金山科技圈悄然流行一个反乌托邦词汇——永久底层（permanent underclass）。硅谷在年轻一代口中已演变为“脑谷”（Cerebral Valley），而距其核心区不远的Duboce Triangle，一栋刚完成两年翻修的豪宅正成为阶级分化的缩影：六人宽大理石中岛、九英尺高门、自动折叠阁楼楼梯。络绎不绝来看房的年轻工程师叹息“真希望这是六个月以后”。房屋中介转述卖家回复：没关系，我接受你们的股权，只要来自OpenAI或Anthropic。

这两家AI巨头预计不久后IPO，将诞生至少3000名身价超千万美元的新兴富豪，其中800人资产过亿。据Redfin计算，这些员工税后股权价值理论上足以买下旧金山核心区29%的全部住宅。而同一座城市，在“降本增效”的AI大跃进中，约5万个技术岗位消失，科技招聘量仍比疫情前低40%。Meta员工甚至被迫接受全天候键盘/屏幕追踪技术，要么“蒸馏自己”，要么下岗。这便是permanent underclass的残酷现实。

美国消费韧性背后的K型分裂

表面看美国人仍热衷消费，但拆分类型发现：收入前10%家庭在非必需品上的消费几乎抵得上后70%的总和。底层一半家庭财富占比不到3%，顶层10%却持有59%。所谓“ resilient US consumer”，实则是两个世界被统计口径平均成的一行宏观数据：一群靠资产升值继续旅行、医疗、教育；另一群连生活必需品都需分期付款。疫情期间政府资产负债表托住的消费，正缓慢转移至居民资产负债表。信用卡余额从2020年底约8200亿美元升至1.25万亿美元，平均利率超20%。近一成劳动年龄成年人用“先买后付”购买日用品，其中约三分之一过去一年逾期还款。

中国的财富效应逆转与通缩螺旋

中国过去五年房地产给全国各阶层发了“均贫卡”。作为居民财富核心锚的破裂，导致财富效应逆转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。与美国最大区别在于：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中，财富效应的弹性远高于收入效应。即使可支配收入保持增长（2025年实际增长5.0%），只要资产价格持续缩水，消费意愿就难以恢复。通缩预期成为社会共识后，消费者行为自我强化：越不消费，价格越跌；价格越跌，越不消费。2025年三季度城镇储户调查显示，63.8%居民倾向“更多储蓄”，仅19.2%倾向“更多消费”。家庭核心驱动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。

中国的K型分化主要体现在内需vs出口：6月出口同比+27%，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+13.3%，集成电路制造+67.3%；但固定资产投资-5.7%，房地产开发投资-18%，新房销售额-13.6%。WAIC让科技从业者感受到经济上行之美，但上行仅属于少数基模公司员工及T链、达链供应商。

人下人的消失与重新定义

赢家天然被算法传播青睐，普通人的痛苦无人关注。在群体性超短注意力中，每个人都忙着围观下一个赢家。失败者既没有市值，也没有叙事性。人下人同时从叙事和彼此视野里消失，成为统计上的一个符号。过去近五十年，中国改革开放叠加全球化，美国输出资本、新资产与通胀，中国输出制造能力与规模效应。中美两代人相信的路径是：努力工作、积累收入、购买资产、完成跃迁。若未来职业不再稳定产生收入，工作也不再足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，为何还要死守过去围绕职业建立的身份、尊严和人生意义？旧意义体系的崩塌，也释放了重新定义人的可能。

汉娜·阿伦特将人类的积极生活（Vita activa）划分为劳动（labor）、工作（work）和行动（action）。她认为人不该只靠劳动证明存在，还需要创造有意义的世界，并在公共空间被他人看见。所谓行动，就是在没有剧本时，仍然以主角心态进入地图，开启此前不存在之事。没有任何模型能替一个人决定：什么值得热爱，什么值得承担，又愿意和谁一起在世界的MMORPG里升级打怪。当既定路径无法回答“你是谁”，或许经历阵痛与迷茫，却是另一种迟来的自由。人下人的消失，意味着每个人第一次被迫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。